玻利维亚一桥梁垮塌至少8人死亡

例如，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关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主流观点也认为其是从制度派生的效力，至于形式的确定力与不可变更力等也并非源于行政行为概念，而是可以理解为实定法赋予特定行政制度的效力。作为间接规制手法的计划具有以下优势：对于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或者地域开发行动等，可以进行长期和广域的规模化调整，通过间接的诱导方法建立秩序。

[19]稲葉馨、人見剛、村上裕章、前田雅子：《行政法》，2007年版，第17-18页。与诱导手法具有类似功能的是指导手法。还存在搭便车现象或者无法影响不合作者等弊端。[23]总之，提出法的构造论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何将其纳入行政法总论体系，仍然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31]另外，在环境法学上，有学者将环境规制手法区分为直接规制的手法、组合规制的手法、自主行动的手法、经济的手法、信息的手法、程序的手法等。

应当说，直接的规制、征税与课征金、行政处罚等所具有的威慑和预告功能同时也兼具引导功能。应当说，法的构造论者本身也指出或者承认这一点，即脱离制度讨论行为形式的性格与特征是不可能。我们已开始关注现实社会中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也不乏为人权呐喊的热情和勇气，但鉴于我们学术功底的不足，我们的声音可能显得苍白、沙哑。

但从事研究基本理论的人数较少本身就说明了研究基本理论是更艰难的工作，它更需要沉静，排除浮躁，忍受寂寞，淡漠名利，更需要对学术的兴趣和热爱。我们正在摸索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但还有大量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搞不清。虽然宪法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但作为一门科学它是在研究政治，而不是从事政治，是评论员而不是运动员，是观察者而不是实践者，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地位。而理论创新不是人为地想创新就能创新的，创新应该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结果。

理论的成果不会像专利产品那样立竿见影，它需要沉淀，需要时间的检验和证明。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

上述分析维度或许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经常代替全国人大授权的另一个原因。因此，现实出现超越现行法体系的需求与实践时，全国人大授权具有唯一的正当性与合宪性。这不仅需要为此另外寻找正当性、合法性的证成，而且失去了以政替错、以政担责的屏障。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授权涉及的事项除非有衡量优势，否则无法成功纳入全国人大会议议程，直接影响了相关授权进程。

在这种语境下，执政党选择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具有终局权威性的全国人大作出授权决定，是为减小全局失误，防止宪政危机而采取保守姿态。余论 依照前述试点方案，已经成立的山西、北京监察委员会，完全采行了党政双兼的模式，即同级党的纪委负责人和同级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完全重合。具体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其实质是隶属于宪制层面的国家机构的问题，根据上述宪法原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行授权，最多只能就其中的部分问题作出有限的决定。第二，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宪法解释权，那其是不是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从而赋予其自身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相关职权？这样似乎也是窒碍难行，因为现行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并没有设置监察委员会，也没有关于国家机构设置的条款，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找不到可以释宪的对象。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宪法原旨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宪法文本解读 从现行宪法文本来看，其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授权的字眼，但是通过授予等词汇直接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权的情形有一处，即第89条第18项，这一条款是国务院职权的兜底条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行使某些职权。然而，检视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根据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试点决定本应由全国人大作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却代替其作出授权决定，分析其中的原因是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的关系的关键。

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来说，根据上面分析，其试点改革只能由全国人大授权实施，但实际上为了推进改革，径直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尽管这种有瑕疵的做法可以通过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予以纠正，从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获得实质正当性，但程序的不规范可能导致整个改革合法性大打折扣，这是国家法治不成熟的表现，应当引起改革顶层设计者的高度重视。从修辞学角度分析，采取这种做法正是要强调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地位，表达了全国人大是现实中权力最高者的宪法原意。

第三，从人大授权改革所带来的风险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要小于全国人大授权。另一方面，作为宪法性法律的《立法法》第9、10、11、65条等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进行了规定，这体现了其立法机关的属性。可以说，哈特的授权规则效力理论，严格区分了各判准间的优先层级与各判准有何导出概念，把授权的效力追溯从法律体系内部延伸至社会存在或事实，形成了开放性的效力链。为了整合国家监察资源和力量，提高权力制约的效度和制度反腐的力度，我国开启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程。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最高法律地位，但全国人大例会频率之少、会期之短、成本之重直接导致其法律功能的式微，进而稀释了其在政治功能上的权重，使全国人大的宪制地位严重偏离宪法预设功能与价值，甚至导致全国人大在执政党权力差序格局中的边缘化。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将实质性改变现有宪制机构的职权配置以及不同宪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令人欣慰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方案》作出了试点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正当性。

全国人大授权也应当回到其本身职权中去挖掘其宪法原意。根据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改革法治观，此次改革的启动与试点必须获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

推而论之，若将来试点成果全面铺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将由全国人大产生，届时，人大制度之下的国家机构将从传统的一府两院转变为一府一委两院的格局。例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的在于整合国家监察资源和力量，加大国家反腐力度，预设的监察机构被授予监督、调查、处置等权力，这可能使涉腐人员的人身、财产等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克减。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全国人大授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哈特在批判继承奥斯丁命令论和凯尔森基础规范理论的基础上，指出课予义务之初级规则存在不确定性、静止性和无效率性三大缺陷，为了弥补这三大缺陷其相应地引入了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而根据哈特的论述，这新引入的三个规则又都集中于承认规则这一个核心概念，认为提供判准以衡量法体系内其他规则之效力的‘承认规则，在某个重要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终极的规则。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触动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与职权构成，从规范学视角，这改革实际上超越了现行宪法的规定。针对监察委员会的宪制地位，《方案》确定试点省（市）监察委员会由其本级人大产生。

众所周知，全国人大权力的运作主要体现为开会，从以往实践来看，全国人大会议一般在一年的3月中上旬举行一次，会期现在一般仅为半个月，而上年度国家重大事项（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和本年度国家重大事项（包括预算、法律议案等）均须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由此导致会议时间和任务的严重不对称。在宪法制定完成后，宪法便构成了全国人大权力来源的基础规范，而宪法中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和职权之兜底条款进一步构成了全国人大权力的最终理由，这样全国人大不仅可以在宪法框架下行使既有权力，包括授权行使，还可以在超宪法境域时通过上述兜底条款这一基础规范性条款为全国人大授权提供正当性理由。

最终从效果上来看，囿于全国人大的专业局限性、任务繁重性、时间有限性等，全国人大授权事项难以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获得预想的成果。（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关系的宪法文本解读 从前面两部分的论述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在广度、深度、强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 第一，在广度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仅限于宪法明定的职权界域，且其扩张依赖于全国人大授权，范围要明显窄于全国人大授权。

把主权权力绝对无条件地授予代表，而在这种路径下，代表者完全代替了主权者的权力地位。申言之，应当一词体现了全国人大行使某权力的意志主动性和地位该当性。

同时上述模式带来的宪法问题是： 当同级人大认为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不称职，而决定予以撤职时，其在党内职务如何处理？ 进而言之，遵循代议民主原理的法律问责驭执政党内部的纪律问责如何协调？ 党委意志与人大意志发生冲突怎么办？ 监察委员会此种党政同体的模式是否会延伸到其他所有国家机关？ 一个具有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属性为一体的监察机关，其权力运行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是什么？ 其权力行使如何受到真正的有效的监督？ 这些都是监察委员会试点需要研究并解决的重大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可能会突破现行宪法对权力的约束机制，导致与授权有关的对象的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潜在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人大授权为创制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是实施性授权，在同一个场域中两者是决定与实施的关系。从难度上分析，全国人大会议的召集、组织以及表决通过等难度要远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可以看出，哈特对授权已经从主张法体系内某项规则有效无效的内部法律陈述，转换到该体系观察者所做的外部事实陈述。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言，其作为新的预设国家机构，无法在具体列举的事项中对号入座。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词可谓体现了制宪者的良苦用心，因为按照本条款的逻辑，其欲表达的意思是应当由全国人大享有的其他职权，却重复使用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体程序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5条第2款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将基本法律范畴涉及的宪制性问题部分地或有限地转化为法律问题，从而对尚未达成共识的宪制性问题之解决提供突破口或积累经验。

（二）全国人大授权的宪法文本解读 从现行宪法文本来看，通过授予等词汇直接规定全国人大授权权的情形有一处，即第89条第18项，这个规定的宪法原意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条款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人民主权原则。